《李训墓志》[1]一经公布，即为社会和海内外学界高度关注。此后，李广志[2]、田卫卫[3]、气贺泽保规[4]陆续在海内外刊发了各自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了《李训墓志》的研究。但墓志的原始信息和细节部分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判定、厘清和补充。

 

一. 《李训墓志》基本信息

 

除对李训墓志信息进行研辨外，笔者又对历年出土、刊布的部分同时代(即唐开元中期前后)长安、洛阳所见墓志的形制、雕刻工艺、志盖篆法、花纹边饰等信息进行了排比，获取了更多有价值的参考信息，这些信息对墓志制作时代的流行纹样、志善篆法的研究，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李训墓志》（图一、图二）信息如下：

盖长 34厘米，宽35.5厘米，厚7.9厘米，盖刹面长 22.3 厘米，宽23.5厘米，刹边宽7.8厘米，基边高2.8厘米。盖面，四刹饰花叶纹，顶面3排3行。有双线界格，篆书9字“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

图一、唐《李训墓志》盖拓片

图二、唐《李训墓志》拓片

墓志长 35 厘米，宽36厘米，厚8.9厘米。全石由横纵各20条界格线组合出361个方格，方格的规格为1.8厘米x1.8 厘米，非常规整。志石背面有不规则斜条纹錾痕。志石，正方形，四边有花叶纹。共 19 行，满行 19 字，全志 328 字。志文移录如下:

[5]

 

 

二、《李训墓志》盖篆法、纹饰

 

近年来，大量出上的墓志蕴含着丰富的图像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排序和对比，可从更详尽的方面发现《李训墓志》的时代和地域风格，且这种风格的判定对甄别、研究更多新出慕志也有参考意义。墓志纹饰的整理与研究已多有学者关注[6]。

《李训墓志》为整套一合，未经过多水洗和反复捶拓，故基本完整保存了原始状态。志石表面的土锈皮沁浆壳俱在，局部能见朱砂残痕。

《李训墓志》盖四刹饰花叶纹，篆书“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其中，“唐”字结构呈对称形态:“府”“铭”字左侧的“广”“金”偏旁，呈左长半包围状;“铭”右侧的“名”，中心呈圆点状;“墓”字的“艹”头和“曰”下两撇，都呈“艸”状对称。

最特别的是，整个志盖上所有涉及“口”字的部分，都形成独特的“”样形态。杀边斜高 8.2 厘米，斜边最长 35 厘米，有双线格框，线刻花叶纹，有浅剔地，整体刀法圆润流畅。志石四边刀法工艺同，线刻剔地蔓草花叶纹，与志盖斜杀纹饰一致;志单边平面边高 8.9厘米，长36 厘米，有双线格框，格框内纹饰图案高6厘米，长32厘米。

墓志出现的纹饰是当时社会流行的装饰图案的一类分支，同类纹饰在器具，服装、建筑、壁画、石刻等处都有广泛使用。下面以长安、洛阳地区出土的部分开元时代墓志为例，加以整理:

1、长安地区

2、洛阳地区

  

注：《西市》：胡戟、荣新江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高阳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文物出版社，2016年；《碑林》：赵力光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洛阳流散》：毛阳光、余扶危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秦晋豫》：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蒐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秦晋豫（三编）》：张永华、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蒐佚（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

 

前揭诸墓志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分别是志盖篆法和墓志纹饰。

1. 志盖篆法

(1)长安地区墓志盖篆法。刘天琪对此做过分型，其所分第二阶段，唐永徽至景云间，B型工式:以唐龙朔三年(663)《罗伯墓志》志盖“大唐故罗君慕志之铭”为例(图三)[7]，得出此题铭的最大特点是每个字的线条都作鸟喙状出锋，装饰味道很浓，或可认为是类鸟虫书题名的变形。字形中，所有的“口”字都装饰成“”形。强化了动感[8]。

图三、罗伯墓志盖

而长安地区所见开元时代的《唐弓凤儿墓志》《唐孙承嗣慕志》《唐李暠墓志》《唐武子瑛墓志》等，志盖较少出现这类特殊“”型“口”字篆法。倒是在长安地区发现的开元之前的志盖，如永徽五年（654）《唐李玄济墓志》盖、仪凤二年（677）《唐亡官九品墓志》盖、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周宋相墓志》盖等墓志盖上，[9]有这类“”型“口”字篆法多次出现。

（2）洛阳地区墓志盖篆法。永徽六年（655）《唐崔泰墓志》盖[10]、调露元年(679)《唐明崇览墓志》盖、永淳元年(682)《唐康磨伽墓志》盖[11]、垂拱三年(687)《唐魏仙慕志》盖、永昌元年(689)《唐马烈墓志》 盖、武周天授二年(691)《周张药尚墓志》盖、武周长寿二年(693)《周崔安敬墓志》盖[12]、武周圣历二年(699)《周艺失梁墓志》盖、先天二年(713)《唐李多祚墓志》盖等[13].大量使用“”型“口”字篆法。

这类特殊“”型“口”字篆法在隋代部分墓志上已有出现，[14]但并非每个“口”字都是这样处理；长安地区墓志也是如此。而洛阳地区的墓志盖篆法，所有涉及“口”字的部分近乎都使用了“”型，且从永徽间起及武周初严格使用了这类样式，至开元中后期，更成为一种独特的洛阳风格。

开元二十二年(734)《李训墓志》盖上出现的所有“口”字都严格遵守这一变形特殊篆法规则。如上表所列，洛阳地区开元十九年(731)许文感、二十年(732)单于吉氏、二十一载（733）马光璆、二十二年（734）虞氏等墓志的志盖和开元二十二年（734）《李训墓志》的志盖上的“唐”“故”“府”“君”“墓”“志”“铭”等字篆法，所涉及的笔画、结构布排，有着明显的制式化书写风格，相似性极高（图四）。

图四

特别是许文感、马光璆、李训三块志盖篆法，近乎是同一个人笔迹（图五）。

图五

2. 墓志纹饰

(1)志盖纹饰

前提长安地区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六年(730-738)弓凤儿、孙承嗣、李暠墓志铭的志盖边花(图六)，其雕刻工艺和相近时段长安周近地区的宫殿庙观基座、门楣、踏槛的装饰多有近似，同时，也和洛阳地区所见同时期的边花纹饰，在部分线条和式样上局部重合。在一定时间段的两京地区，志盖纹饰多有相似。

图六、长安地区出土墓志盖边花比较

洛阳地区所出开元十年至二十二年(722-734)的武子瑛、温曦、封氏、许文感、单于吉氏、许惟岳、马光璆、虞氏等墓志铭的志盖边花，雕刻工艺、花饰结构都呈现非常强的趋同性，和开元二十二年(734)《李训墓志铭》 盖的边花一致(图七)。

图七、洛阳地区出土墓志盖边花比较

（2）志边纹饰

长安地区的开元十八年(730)弓凤儿和二十四年(736)孙承嗣墓志的志边花饰纹样组合，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暠与二十四年(736)刘约墓志的志边花饰纹样组合，非常相近(图八)。

图八、长安地区出土墓志边花比较

 

洛阳地区的开元十年至二十三年(722-735)的李庭秀、武子瑛、封氏、崔行首、程晦、许惟岳、马光璆、萧让等墓志铭，志边花饰的雕刻工艺、花饰结构和开元二十二年(734)《李训墓志》志边花饰一致，形成很强的地域和时代风格(图九)。

图九 洛阳地区出土墓志边花比较

 

有关上列墓志之图案花饰，一般称其为“蔓草纹”“缠枝纹"，也有称为“忍冬纹”者，具体区分并不清晰。此外，还有将此纹饰判为海石榴花的。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的盛唐阶段，“海石榴花也比较流行，石榴多子寓意家丁兴旺、多生贵子"[15]。

因这类纹饰大规模地出现在唐代，所以又称为“唐草纹”。具体观察会发现。这类纹样主要以“S”形曲折大叶为主，点缀不同花朵后再发生变化。就本文所示这些墓志纹饰图像而言，除极个别如开元二十四年(736)刘约墓志铭边花有猪，鼠、牛纹(十二生肖)穿插于叶蔓间外，其他边花几乎全都是叶蔓纹，不见花朵。这些叶蔓纹叶片肥大，转角圆润，以各样“S”形曲折形成结构。

这类式样和“涡旋纹”有异曲同工之趣。涡旋式纹样源自史前文明，亚洲、北欧、北非、美洲和太平洋诸岛等地都曾发现，这一纹样的最初来源很可能是各地民众对水流及云像的观察所得，并最终被引入到各自的图案装饰中。其中，在古埃及，地中海沿岸，涡纹结合花叶的装饰图案被进一步广泛使用，成为一种流行样式。

北朝时期，随着中西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扩大，这一纹样也在一步步东来的过程中被吸收变化而成为中土人们熟悉的图案。其最初的样式更接近地中海沿岸的“茛苕叶”涡漩纹，而不是中土所谓的忍冬纹。域外称此纹样为acanthus，译为“阿堪突斯”，希腊化时期最流行的科林斯式（Corinthian）柱头就用这种叶形作装饰。[16]中国陆续考古发现的域外金银器具，清晰保留了这类纹样的原始信息，如1988年大同市电焊厂M107:16发掘出土鎏金刻花银碗。[17]2010年6月，内蒙伊和淖尔苏木架子图南坡墓葬追缴和清理的鎏金錾花人物碗（M1:16）（图十），[18]人物图案的间隔花叶组合就是希腊风格的“茛苕纹”。

 

这类风格纹样在地中海周边区域及欧陆一直延续流行使用，至今也是世人熟悉的纹样（图十一）。

而在中土，北朝石窟，尤其是云冈石窟，大量出现这类绵延边花，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也有相近的边花纹饰，习惯称为忍冬纹。但墓志上所见边花纹饰，更近似于茛苕纹，这纹样的规模化使用，存留着大唐帝国开放包容的气象和影影绰绰的异域风（图十二）。

图十二、希腊风格“茛苕纹”和开元间墓志边花的比较

从长安、洛阳地区所见开元间部分制式风格的墓志篆法、边花纹样的比对中，可见其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由此推判，开元中后期一些中低阶官吏墓志盖篆法及志盖、志铭边花纹样，在洛阳、长安两地之间是有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也可能是高宗置洛阳为东都，武则天居留洛阳和玄宗的多次往返两京，使得大量审美和流行文化在两地间各阶层中有了深层的交互和参照的原因。同时两地间工匠的往来也是该纹饰流行的一大原因。

 

三. 刻工

 

《礼记》月令第六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此记成为后世对工及工序质量，以及对待工物责任的重要判定。

至唐间，《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器用》“绢布行滥条”；《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二“孟冬令条”，皆再次重申这一观念。这类将工及质量勘验上升到律条高度的规定。使对墓志刻工标名为记的相关思考，成为一个极重要的话题。

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整理了历代刻工资讯，其中唐代有专门章节；[19]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所附《石刻考工录补编》， 详尽收录近百年来洛阳出土近4000方唐代墓志中不重复的镌字者38人。[20]

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代墓志刻工信息和前未所知的工名越来越多，其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也越来越丰满。使唐志研究有了可以进一步拓宽的新视野。

洛阳所见，享年72岁，开元二十三年（735）二月二十一日病逝于洛阳尊贤里的刊石雕镂工匠周胡儿墓志。享年23岁，开成三年（838）十月二十七日卒于河南修善里，善勒碑铭，被内侍省使报选入役司局的孙继和墓志。[21]留下了唐代洛阳勒刻碑铭的石工巧匠人物的重要信息。

其中，周胡儿为京兆府鄠县人，其家族“列土分壃，四人名业，躬亲莅刊，力以代耕；雕镌悦身，工巧自乐。室如悬罄，王事相仍，供职不堪，流君洛邑。”明示其家族以刊刻雕镂为生，因“王事相仍，供职不堪，”从京兆流迁洛邑。

周胡儿的年龄以及人生移动轨迹，无疑将开元间京兆府长安流行的刻雕刊镌纹样技法传到了东都洛阳。孙继和，“蕴乎聪敏，善勒碑铭，内侍省使，钦其妙能，遂乃上闻，授本司局。”“其勤公家，夙夜匪懈”。进一步研判孙继和父孙济的信息，可知早年洛阳邙山出土，元和八年（813）的《唐故太常少卿清河崔公故夫人荥阳郑氏（正）合祔墓志》，为“乐安孙济镌字”。[22]

1998年偃师出土的，长庆三年（823）的《薛丹夫人李饶墓志》，文末署“刻字人孙济”。[23]两志字口干净，疏密有度，镌刻水平确为上乘。由此可知，孙继和的功夫来自家传。同时孙济父孙进可能也是铁笔妙手，孙氏一门累代以此业为生。

另新见，开元二十三年（735）由“京兆府万年县浐川乡人云骑尉守秘书监员外直张仙乔同面奉教镌及花河南府河南县洛汭乡人儒林郎守将作监左校署监作李仙玉奉教镌”，《唐邠王府功曹参军孙守谦墓志》。[24]“奉教令”，说明该志由两位官方名手为邠王府功曹参军孙守谦所制。这信息与周胡儿墓志“雕镌悦身，王事相仍”的表述相印证。

 

四.  结 语

墓志的年代大多都非常明确，甚至可以精确到年月日。故墓志的形制样式、纹饰图案、关联信息可以形成极为准确的排序。其中，篆法、边花纹饰在不同时间段，有其清晰的时代风格和地域面貌。这对甄别墓志的年代、地域、真伪有着非常特殊的价值。

以开元二十二年（734）《李训墓志》并盖为基点，参考其他社会因素加以研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前所列墓志铭及盖上出现的篆法、纹样，风格趋同，应为当时洛阳城内专门经营丧葬器具用品的“凶肆”统一制作贩售。部分常用尺寸的非高阶官吏士绅的墓志原石，有可能已备刻好相近花纹的半成品，同时，篆盖刻工在临近时空内也很可能是同一组工匠。两京之间的墓志篆法与纹饰，虽有细微差异，但隐含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庚子年小雪初稿

辛丑年七月十四誊清

 

 

 

 

本文刊发于由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总第二十七辑第145—160页

如有转引，请核对原文。

 

 

 

 

参考文献：

[1] 阎焰：《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文物出版社，2019年。

[2] 李广志：《新见唐〈李训墓志〉之“日本国朝臣备”解析》，《南开日本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7—91页；《新発見〈李訓墓誌〉と遣唐使》，《东洋史访》第28号，2021年，第49—64页。

[3] 田卫卫《“朝臣备”：〈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文献》2020年第3期。

[4]〔日〕气贺泽保规《新発見〈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井真成墓誌〉につづく遣唐留学生史料》，《東方》第474号，2020年，第2—8页。〔日〕气贺泽保规著，兰姝、汪旭译《新发现的〈李训墓志〉与吉备真备——继〈井真成墓志〉后的遣唐留学生史料》，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20）》，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75—280页。注：原标题“井真正“有误。

[5]《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第10—11页。

[6] 参阅张鸿修;《唐代墓志纹饰选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1998年，第415—460页；杨建锋、齐运通《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中华书局，2017年，第401—421页。

[7]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

[8] 刘天琪《古代墓志志盖题铭艺术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94页。《罗伯墓志》中“唐”字并没有遵循“口”字变形之例。

[9] 赵力光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第78、79、165、167、236、238页。

[1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b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8页。

[11] 以上两方墓志见史家珍编《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04、316页。

[12] 毛阳光、余扶危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70、80、86、92页。

[13] 以上两方墓志见史家珍编《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人士墓志辑释（下）》，第386、435页。

[14] 隋代墓志此“口”字所见变体，多为双钩篆书。

[15] 《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唐研究》第4卷，第425页。

[16] 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17]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编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8、229页。

[18] 王晓琨：《试析伊和淖尔M1出土人物银碗》，《文物》2017年第1期，第56页。

[19]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25页。

[20]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3--220页。

[21]赵振华《唐代石工墓志和石工生涯——以石工周胡儿、孙继和墓志为中心》，《唐史论丛》，2012年第1期，第114—116页。

[22]《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631页。

[23]周剑曙、赵振华、王竹林：《偃师新出土唐代墓志跋五题》，《河洛文化论丛三），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24]赵振华：《洛阳出土墓志撰文书丹镌刻者及其书艺研究》，《洛阳书法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笫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