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80 年代,景德镇城市施工改造,御窑遗址暴露,并就此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以来,迄今已出土了以吨计数的御窑瓷片标本。经三十余年不懈努力,几代陶瓷考古工作者勤勉发掘,细致梳理,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明代御窑烧造及工艺、纹样、造型的研究谱系。

 

关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的面貌,因早年学术研究和器物遗存中几乎不见此三朝明确书写年号款识的器物存世,所以业内多称此段为“空白期”。
前些年关于永乐、宣德、成化的御窑遗存发掘,已经给学界全新的视角和研究。特别是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的两次重要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资料、新信息。第一次是 1988 年,在御窑遗址西墙、靠近东司岭巷一带;第二次是 2014 年,在御器厂内珠山北麓。
两次考古发掘的成就,尤其是 2014 年所获。2018 年 5 月 18 日至6 月 17 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延禧宫东配殿,由故宫博物院联合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做了专题展览,集中展出了 2014 年景德镇御器厂珠山北麓考古发掘的实物遗存,给学界提供了最新的材料。
明代景德镇御窑瓷器名冠天下,知名品种有永乐、宣德朝青花、鲜红釉、祭红釉、祭蓝釉、矾红彩、永乐朝甜白釉、宣德朝青花五彩;成化朝斗彩;弘治朝浇黄釉;正德朝孔雀绿釉、素三彩;嘉靖、隆庆、万历朝五彩等。尤其明代御窑彩瓷制品,因工艺复杂,制成品难度大,整体遗存稀少,当时已贵重,今日得见则更为稀罕。
自西藏萨迦寺宣德款斗彩(青花五彩)鸳鸯莲池纹碗[1](图一 )发现后,业界对初明御窑彩瓷技法及烧造水平之高有了全新认知。

后随历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和周近区域出土明代御窑标本的研究,并比对世界范围内公私机构收藏之明代窑器遗存,可以相对清晰看到明代御窑彩瓷的成就和风貌。永乐、宣德朝彩瓷[2]和成化朝彩瓷[3]也被全面梳理。近年的考古发掘,特别是2014 年的考古收获,更让人们可以从年代序列,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的递延中,来排比观察明代中前期,景德镇御窑彩绘陶瓷的脉络演进。
釉上彩绘发展,最初应同彩绘陶有关,北朝及隋唐间有部分釉陶器物及俑类制品进行了二次彩绘,特别是红彩及贴金装饰的使用,这很可能是后来多色釉上彩绘装饰艺术审美的滥觞。由前脉络梳理,再看明代“空白期”的彩绘陶瓷工艺纹样及技法变化。更明晰成化斗彩成就之来源。正统、景泰、天顺间的矾红彩、绿釉彩、五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技法,都别具特色。永乐、宣德间彩釉工艺的成熟使用,影响了后来釉上彩瓷的风貌,这些影响推动了成化斗彩的登顶。
在讨论明代“空白期”彩绘陶瓷工艺纹样及技法变化对永宣的继承时,有必要回望一下 12 世纪红绿彩瓷的发展。景德镇青花的成熟,明显受河南、河北、山西窑厂白地黑花装饰技法和吉州窑黑花彩绘的影响。并与磁州窑工匠南迁景德镇有关。[4]元代景德镇红绿彩是继承磁州窑红绿彩技术而产生的[5]。元代出现的红、绿彩釉原料和装饰,为随后的明代彩瓷留下了基因元素,但以前考古发掘及公开发布的 12 世纪的彩绘瓷[6],给人以粗、拙、釉彩浓艳俗媚的感觉,更多的像似民间日用土器。
20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5 年前后15年间,华北地区及华东周近的旧城改造和基础设施施工规模空前。大量旧城遗址的残存暴露世间,其中有相当大数量的遗留是古瓷片。这些古瓷片随社会上古陶瓷收藏热的流行,很多被人们捡拾、收集、保存了下来。笔者细致梳理过这类城市红绿彩标本的遗存,并做过河南四地城市遗址红绿彩的调查研究[7],所调查集中在 1993 年至 2002 年间。2005 年之后山东地区、河北地区、豫北等个别城市标本出土量大增,很多特别标本发现。
前期调查出土过个别的数量极稀少、非常精细的红绿彩绘盘子标本,盘上绘画有人物及花鸟图案,尤其是人物纹样,绘画线条流畅、釉彩艳丽、色彩协调,远超以前对 12 世纪彩绘陶瓷技法釉彩装饰之想象。但因为这类标本稀少罕见,所以无法生成更多的轮廓形象认知。近十年,随新的城市遗址发现,标本采集,信息整理,资料的增多,关于这类精细红绿彩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景德镇御器厂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正统到天顺年间白地绿彩双狮戏球图盘标本(图二);正统到天顺年间白地绿釉黑彩龙纹带盖执壶(图三);正统到天顺年间矾红彩云龙纹匜(图四);青花红绿黄彩绣墩标本(图五),为绿釉彩、矾红彩、多色彩绘搭配青花的成熟使用。

 

而其后的成化斗彩(图六至图八)无疑是空白期彩绘工艺技法的延续。但就整个堆积遗存状况标本的实际现场观察,紧跟天顺之后的成化器,两者之间的细致剥离和区分还要细化考订,今日所见材料,难免有迭合混淆之忧。

成化斗彩的成就世所瞩目,业界共知。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厂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彩绘陶瓷新材料信息,可以确认成化的彩绘成就并非横空出世。有了这些信息,再观察 12 世纪彩绘陶瓷技法釉彩装饰的一些特别现象,有益于对中国古代彩绘陶瓷技术演进的状况做全新的审视。

特别是折沿盘类精细纹样的彩绘器制品。折沿盘一般分为平口折沿、倭口折沿、花口折沿几种,又分为平底和圈足底两类。本文讨论以平底平口折沿盘为参照,定窑器为例。北京通县大定十七年(1177)宣威将军石宗璧墓出土定窑刻花(折沿)盘[8](图九);北京先农坛金墓出土有定窑刻花洗[9](折沿盘)(图一o);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宋代定窑白釉描金折沿盘[10](图一一 );另见望野博物馆藏矾红彩书“长寿酒”铭芒口金饰折沿盘[11](图一二 )。

 

梳理了折沿盘的情况后,关于此类盘型精细彩绘制品,揭例如下:

1、红绿彩亭台远山高仕图盘标本[12](图一三)。

图一三 红绿彩亭台远山高仕图盘标本

深圳望野博物馆 藏 

 

折沿,口边微凹,高 1.7 ,残径 16 厘米,灰黄胎,施化妆土,满釉无支烧痕迹,应为芒口覆烧,黄釉彩涂口后遮盖。采集自河南省新乡市城里十字莲花苑工地。盘底心外缘,红彩双环线内涂绘三角纹装饰带,盘心圆区内红绿黄彩绘叠嶂远山和曲折台栏,栏杆前有一高仕,长眉须髯,头戴软脚幞头,着圆领长袍,揖手含胸侧立;身前有残留飘带,笔法线条流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五代“顾闳中”(宋摹本)《韩熙载夜宴图》中主人击鼓部分,侧立于屏风前的仕人(图一四)。

 
以及上海博物馆藏宋“梁楷”《八高僧故事》图“白居易谒鸟窠禅师”中合十垂立的白居易(图一五)。盘心所绘高仕人物图与其都极为神似,且线条神韵气质丝毫不逊色二者。

 

2、红绿彩绘人物图盘标本[13](图一六)。

图一六红绿彩绘人物图盘标本

深圳望野博物馆 藏 

折沿,口边微凹,高 2.1 厘米,灰黄胎,施化妆土,满釉,遍布细碎开片,黄釉彩涂口,可确认为芒口覆烧,后遮盖。采集自河南省郑州市东大街工地。盘底心外缘,红彩双环线,盘心圆区内红绿黄彩绘人物,一人坐靠背椅上,身前为绿面方桌。另一人持物(疑似带钮铜镜)站在桌旁,身微侧,脚下淡绿色涂绘地面,有红线黄色界格,人物身后隐约有花草。上海博物馆藏宋“梁楷”《八高僧故事》图“福州玄沙师备禅师”(图一七)。坐船中垂纶宗一大师背影的衣褶线条绘画,同此盘中彩绘人物极类近。

 

3、刻花红黄彩池塘禽戏图盘(图一八 )。

折沿,口边微凹,高 2.1 ,口径 20.8 ,底径 16.3 厘米;灰黑胎,施化妆土,玻璃釉开片,盘底化妆土薄,局部边侧微透胎色黑,芒口无釉。采集自河南省获嘉县旧城改造工地。

盘墙红彩间隔双环线,环线内涂黄釉彩,中心间隔区红彩绘云朵纹八组,成带状纹饰一周。盘心胎底上有划刻花卉纹饰,再用红彩勾绘水草、浮萍、水禽轮廓,黄釉彩点涂装饰;纹样别致。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同类工艺的红黄彩花卉深腹直口碗[14](图一九 ),从化妆土工艺、胎土和烧造技法,可以确认两者相同,此类工艺胎土器标本多见河南焦作当阳峪窑所出,属于典型的焦作当阳峪窑红绿彩制品。

 

4、红绿彩箜篌胡舞人物图盘标本(图二O )。

折沿,口边微凹,高 1.9 ,口径 19.7 ,底径 15 厘米;灰黑胎,施化妆土,玻璃釉,盘底化妆土薄,透胎色黑,底部边缘残留五处漏胎的条块状支钉点,从间距推算,原应为六支钉。口沿施黄釉彩,盘墙红彩间隔双环线,环线内涂淡绿釉,中心间隔区红彩绘双回纹成带状纹饰一周。

盘心外缘有红彩圈,残留四处芝麻状支烧钉(从间距看,应为六处),内心绘梅花树下两个乐舞人。梅树干为墨绿彩近黑色,梅花薄绿多有银片锈蚀。人物红彩勾轮廓线,右边人物,髡顶辫发,做舞蹈状,红彩系带,上衣红彩轮廓嫩黄釉涂强化线成透光黄袍效果,淡绿彩涂裤装,黑彩靴配黄釉彩鞋跟;左边人物,髡顶辫发,站立弹竖箜篌,首部黄色绿饰红彩系带,上衣红彩轮廓涂淡绿釉袍效果,淡黄彩涂裤装,黑彩靴配黄釉彩鞋跟。红彩为矾红;绿彩分几个浓淡色阶,黄釉彩娇嫩,绿黄釉彩都有明显玻璃釉开片现象。

5、红绿彩人物图盘(图二一 )。

折沿,口边微凹,高 1.9 ,口径 21.1 ,底径 17.5 厘米;灰胎,施化妆土,玻璃釉,口沿施黄釉彩。采集自河北省南部旧城改造工地。盘心外边红彩双环线,盘心红绿彩绘画人物故事图。左前侧一棵大树,树干色黑透蓝,树叶浓绿,中间一红袍绿幞头男士展卷,矾红袍有划线;男士身后右侧一绿团花红袍侍者,打绑腿牵马站立,马身应为黄彩点涂,马首处有石块;天空中飘动红彩勾涂粉红彩平涂的云朵;整个地面浓绿。整体器物有水锈,颜色暗淡有沁色遮盖。底部有七处铁销钉锔补旧痕迹,可知掩埋前已经破损修锔,原主人很珍视这块彩绘人物盘子。整体人物纹饰绘画娴熟。

前列人物故事图折沿盘,20世纪初曾有现世,后流散,不为所见。但存留有图片影像。2010 年初,蒙耿宝昌先生示红绿彩人物故事图折沿盘旧照片。[15](图二二)

 

此盘云气间一颗大树,云朵下一片草地,一女子持鞭伏于石间,身后一只肥硕动物。女子身前,一穿团花袍男子站立,手中持杖,腰后有包袱状系物。盘口沿有色带饰边。

此图案耿先生以为是“龙女牧羊”。但细致观察,女子的身体和石头扭曲关系别扭,男子的面目和发式离奇,石后的动物似牛非牛。从线条笔触痕迹和轮廓,笔者疑此盘应该有较强残损,经修复补绘,故产生较多图像混乱。但就整体绘画观,耿先生判定的主题纹饰图案情节,应无误;当是“龙女牧羊”的故事。《太平广记》“柳毅”条有详载。[16]另此盘所绘和图二十一中的云气、树、石、人物侍者衣饰,极其相似;且故事情节也好似有一定关联?

就上揭资料标本信息,可以清晰看到入明后,从永乐、宣德到正统、景泰、天顺间成熟的釉上彩绘工艺之装饰技法。早在 12 世纪间就已经存在,这种存在无疑是后世彩绘工艺和纹样流变的最根本来源,维遗憾此类器物烧造的“红炉”特性和区域分离加彩现象[17],及其核心烧造环境遗址一直没有获得全面、幸运的科学考古发掘,而不被世人所共知和理解。

期待着将来有机会通过考古工作补足这一缺环。后续华北地区的城市遗址及类窑业作坊发掘,有关小炉烤红的痕迹;以及景德镇古窑低温烤花红炉遗留,都值得特别留心。

 

(谨向提供信息和考察关照的耿宝昌先生、江建新先生、李慧女士、江小民先生致谢。)
本文刊发于《文物天地》总第382期 2023年4月 辑 第72—77页
如有转引,请核对原文。
 

 

 
参考文献:
[1]胡昭静:《萨迦寺藏明宣德御窑青花五彩碗》,《文物》,1985 年 11 期。
[2]江建新:《宋、元、明初釉上彩瓷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6 年,第 1 期。
[3]刘新园:《景德镇出土明成化官窑遗迹与遗物之研究》,《成窑遗珍》,香港徐氏艺术馆,1993 年;江小民:《从考古资料谈明成化斗彩瓷器的彩绘工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2期。
[4]刘新园:《元代官窑小考(一)》之三,《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 年第二卷第一期。单就近些年华北地区的窑业考察,尤其是近二十余年北方城市遗址所见标本遗存。当时南迁景德镇的北方窑业工匠,可能并非仅磁州窑一处,还可能有山西和河南及周近其他地区的华北窑业工匠。这些工匠的南迁,带动整个南方窑业的新装饰技法和纹样的获得。
 
[5]江建新:《中国釉上彩瓷史略》,文物出版社,2015 年,第28 页。
[6]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 年,第 10 期。秦大树、李喜仁、马忠理:《邯郸市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 年,第 10 期。
[7]望野:《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文物》,2006 年,第 2 期。
[8]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藏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11 期,10 页、15 页图一六。
[9]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马希桂:《北京市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 年第 11 期,91 页、93 页图八。注:原简报称为洗,平底微凸;今可确认为平底平口折沿盘。此墓出土钱币八十八枚,有北宋太平、祥符、天禧、天圣、熙宁、元丰、元祐、绍圣等,最多的是大定通宝,由此可确认为金墓,且时间在 12 世纪后期。
[10]此盘的时代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没有材料支持其为(北)宋的可能。应该还属于 12 世纪中后期,金代制品。这类素白胎折沿盘,见有芒口金饰、单绘矾红彩书法或金饰纹样者,标本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城市遗址出土。
[11]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定窑刻莲花纹矾红彩“长寿酒”铭芒口小碗,此碗有学者判定为金代中后期(见: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50 页。)宋代朱肱《酒经》卷下·菊花酒:“九月,取菊花曝干,揉碎,入米饙中,蒸,令熟,酝酒如地黄法。前揭文为宋代重阳节‘菊花酒’的酿法。”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花)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南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亦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长寿。”可知九九重阳节之“菊花酒”古时又名“长寿酒”。上海博物馆藏定窑刻莲花纹矾红彩“长寿酒”铭芒口小碗,很可能就是时令节气特别喝“长寿(菊花)酒”的,文内所揭望野藏“长寿酒”矾红铭折沿盘,当有可能是和小碗配套同用的劝盘,这类小酒碗也就是劝杯。矾红彩书“长寿酒”铭的白瓷标本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城市遗址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
[12]望野:《天边的彩虹——中国 10-13 世纪釉上多色彩绘陶瓷研究》,大象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48 页,图 3-190。望野:《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物》,2006 年,第 2 期,63 页,65 页图三七。
[13]同[12],第149 页,图 3-191。《文物》2006 年,第 2 期,85 页,75 页图八二。
[14]笔者亲自上手细致观摩过此直口碗,碗四壁及足部满釉,明显有化妆土施盖痕迹,可见足棱内胎色发灰黑,口部露胎无釉干涩有化妆土,应为覆烧。
[15]耿宝昌先生告知此盘为其民国时期所见,并一直保留照片。在照片背后还有 1979 年 12 月 5 日,以此盘有否的信息,打赌买糖的铅笔记录。
[16]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60 年,第3410-3417 页。
[17]望野:《河南中部迤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文物》,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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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23-04-14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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