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訓墓誌，尾文清晰錄寫[日本國朝臣備書]。這種記錄狀態在數以萬計唐代存世墓誌中前所未見。其包含 資訊之重要，對歷史學研究衝擊之大，不言而喻。李訓墓誌 ，僅從尺寸和基本內容觀，在存世唐志中屬於極其普通的一類。撰文者褚思光為秘書丞，志主李訓為鴻臚寺丞，官階分別為從五品上和從六品上[1]，都不屬於高階官吏，在後世所熟悉的唐代名人中，也並不顯赫；或者說，幾乎以為歲月所湮滅。特別翻檢史料文獻，幾乎不見其二人史蹤。但此看似普通的志石 ，其撰寫人則顯得極為特殊——『日本國朝臣備』。

 

首先可確認書寫者為日本人;其次通過排比史料，能產生聯繫、 且時間點同、留學經歷吻合者，只有日本靈龜二年(716)入選，養老元年 / 唐開元五年(717)出發入唐的『下道朝臣真備』。和其一同入唐的還有一位知名者阿倍朝臣仲麻呂。[2]下道朝臣真備[3]是完整的日本全氏姓名習慣，由『氏+姓+名』 構成。下道朝臣真備和朝臣備的名姓比合重疊度極高，前者為『氏+姓+名』， 後者為『姓+名』。若以姓名習慣論， 朝臣真備和朝臣備僅一字之差。故此指認此朝臣備應為下道朝臣真備，也就是後世熟知的吉備(朝臣)真備。

 

《元和姓纂》卷 5『朝臣』條記載:『朝臣。日本國使臣朝臣真人，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 姓也。』[4]這裡清晰地表述了唐時中土對日本人姓名的理解和認知。朝臣真人、朝臣大父、朝臣仲滿、朝臣(真)備的姓名狀態， 當彼時為唐人所熟知;且這種熟知是標準的唐人習慣。

《日本書紀》卷 29《天武紀》雲:天武十三年(685)冬十月己卯朔，詔曰:『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萬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十一月戊申朔，大三輪君、大春日臣、阿倍臣、巨勢臣、膳臣、紀臣、波多臣、物部連、平群臣、雀部臣、中臣連、大宅臣、粟田臣、石川臣、櫻井臣、采女臣、田中臣、小墾田臣、穗積臣、山背臣、鴨君、小野臣、川邊臣、櫟井臣、柿本臣、輕部臣、若櫻部臣、岸田臣、高向臣、宍人臣、來目臣、犬上君、上毛野君、角臣、星川臣、多臣、胸方君、車持君、綾君、下道臣、伊賀臣、阿閉臣、林臣、波彌臣、下毛野君、佐味君、道守臣、大野君、阪本臣、池田君、玉手臣、笠臣，凡五十二氏，賜姓曰朝臣。[5]  

該史料可以清晰確認下道朝臣真備其家族姓，在天武十三年(685)之後為『朝臣』。從開元五年(717)入唐起，到開元廿二年(734)歸日，在中土生活學習了17年之久。其有類唐人姓名『朝臣(真) 備』的使用是符合其實際狀況的;所涉及是『姓名』而非『氏姓名』。

當時日本入華者省去前面的氏，直接僅用『姓+名』， 形成類似複姓的四字姓名、三字姓名，甚至於如中土出現的縮複姓為單姓，變為二字姓名者，皆不突兀。再中土人與人首次相見，唐時多問候『姓字，名何?』也就是宋元之後戲文唱本小說裡常記錄的見面問候語『貴姓，大名』或『尊姓，大名』?而不會問候『氏字』、『尊氏』、『貴氏』?

如:『大唐乾封(667)二年仲春之月， 西明寺道宣律師于時逐靜在京師城南華清宮故淨業寺修道。律師積德高遠，抱素日久。忽有一天來至律師所，致敬申禮。具敘暄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吳之蘭台臣也’。』[6]

可以想見，當時被人問候的下道朝臣真備也只會回答『姓朝臣，名真備』;不會答『氏下道，姓朝臣、名真備』這般繁瑣。中國名姓同時還有尾名單字謙稱以示親近的習慣，這類現象由古及今近為常識。故『真備』再縮為『備』，亦不稀奇。此進一步證明下道朝臣真備精熟于漢學和漢俗。

下道朝臣真備，是開元五年(717) 其來華前的氏姓名。入唐後，按漢俗開始使用由『朝臣真備』到『朝臣備』的唐式姓名。[7] 734 年歸日後，重新使用下道朝臣真備。至『聖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 冬十月丁卯，從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備， 賜 姓‘ 吉備朝臣 ’。』[8] 

天平勝寶三年( 751) 十一月，加授從四位上吉備朝臣真備為遣唐副使; [9]四年(752)閏三月出發。此次再入大唐，中土才有可能知道下道朝臣真備的新名字『吉備朝臣真備』。而就其新氏姓名的漢式縮稱仍然是『朝臣真備』。

故可知，下道朝臣真備在唐國留學時，還沒有人知道吉備朝臣真備是誰?天平十八年(746)之後，日本朝野中有了吉備朝臣真備的身影。至天寶十一載(752)之後，中土才會詳盡獲知這位吉備朝臣真備的新訊息。就此資訊可以確認，中土的史料文獻及題記書寫，在天寶十一載(752)之前斷不會出現吉備朝臣真備的任何記錄。

這也提醒研究者，要特別注意使用下道朝臣真備、吉備朝臣真備等其他同時空歷史人物名字在史學研究表述時，不能混亂其不同名字所出現的時間。且中日史料記錄人物的名姓資訊，應在各自國家的習俗和語境下使用，避免混搭解釋。

同時如下道真備、吉備真備、 阿倍仲麻呂、藤原河清、平群廣城等日本歷史人物的名字略稱皆是日本標準習慣， 組合由『氏+名』構成，多省略中間的姓。而在中國唐代文獻中，尤其是中唐前後大量出現的日本人名字記錄，朝臣真人、朝臣大父、真人莫問、朝臣仲滿、真人廣城、 朝臣名代、朝臣廣城等等，主體是以『姓 +名』構成，多省略了前面的氏，以為慣例。

這是標準的唐人稱謂日人姓名習慣， 迥然不同日方的稱名。故這類不同名字的記錄方式，完全是兩個民族各自的習俗使然，其中如日本史料《續日本紀》、 《扶桑略紀》、《東大寺要錄》等等文本和正式公函內，多為完整『氏+姓+名』 的記錄;在使用略名時，則以『氏+名』 為准。

而唐代之後的中土文獻，日人名字用法有所混亂，並不被特別注意，這極可能是中日兩國文本以漢字為基礎進行交流的混合使用影響所造成，同時還有刊抄误讹的问题。

 

天平勝寶四年(752)，日本再次派出遣唐使，吉備朝臣真備參與的這次出使，受到唐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使團由唐玄宗親自接見和款待。同時，此遣唐代表團還完成一件深遠影響日本文化及佛教的大事。

『天寶十二載(753)歲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國使大使特進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大伴宿禰胡麿(亦作:大伴宿禰古麻呂)， 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吉備朝臣真備，衛尉卿安倍朝臣朝衡等，來(至) 延光寺。』

告知鑒真大和尚，唐玄宗令將道士去，並未同意大和尚東去。日本遣唐使團，『願和尚自作方便』。『十一月十日丁未夜，大伴副使竊招(鑒真) 和尚及眾僧納己舟，總不令知。十三日，普照師從越余姚郡來，乘吉備副使舟』，東去。鑒真大和尚經六次波折，十二年艱辛，終於抵達日本。『大唐天寶十三載，日本天平勝寶六年(754)，二月四日， 引鑒真大和尚入東大寺安置。後敕(使)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真備來宣詔。』[10]

 

從揚州之請，到東大寺宣詔，可知吉備朝臣真備同鑒真大和尚交往匪淺。由前所記可清晰完整地看到，當時幾位重要日本歷史人物的職銜和全氏姓名，故這份史料記錄極其真實且非常重要。這種完整日式氏姓名標記的習慣，證明了記錄者是有相當文化素養的日本人，且非常熟悉唐開元天寶時的兩國風物習俗。

關於涉及因海難無法歸國而滯留唐土的特進大使藤原朝臣清河，改名河清，及藤原清河、藤原河清，所謂唐肅宗敕名的記載也是從《日本紀略》《續日本紀》《大日本史》轉引而來，並非是中土史料的原始記錄，這一習慣明顯還是日本名字記錄慣例，故出現在日本史料裡非常正常，並非是中土的混淆。按中土文獻所見及對和式名漢改的習慣;藤原朝臣清河，在唐漢名很可能是從『朝臣清河』『朝臣河清』到『朝臣清』『朝臣河』演變。

有關於入華日人朝臣姓的問題，上世紀40年代，杉木直治郎就朝衡的改名和阿倍仲麻呂的相關記錄作過詳細的梳理和研究，既細緻且有創見。其中關於『朝臣』姓使用的探討，從阿倍朝臣仲麻呂，到朝臣仲滿，再到朝衡，判斷其主要是因慕華行為而致;並引申擴大解釋為漢語『朝臣』的地位尊名，並將名的用法以所謂思古前賢而追慕的理解。[11]

2004年10月，西北大學公佈發現日本人井真成墓誌後，成為震驚學界的熱點。在對井真成及遣唐使擴展資訊研究的基礎上，關於『朝臣』姓的問題也被學者再次注意，同時出現了一個有關於日本人入華後改名的獨特話題。鈴木靖民、王維坤、河內春人等都有討論，其中河內氏就井真成墓誌出發，從6世紀以前的倭人名，到隋唐史料裡的日本人名，作了更詳盡的梳理，將朝臣姓進行了延伸探討，並特別留意到『朝衡』、『朝檝寧』單字『朝』姓的問題。[12]

中土文獻記載『大曆十二年(777)， 遣大使朝檝甯、副使聰達來朝賀。開成四年(839)正月，遣使薛原朝常嗣等來朝貢。』[13]這裡出現了幾個不同結構的名字，『朝檝寧』、『聰達』、『薛原朝常嗣』。

有關大曆十二年的來使資訊。日本文獻記為:『靈龜七年(777)四月，詔佐伯宿禰今毛人為遣唐大使，大伴宿禰益立為遣唐副使，並賜前入唐大使藤原河清書，盼以回聘。至十二月，停大伴宿禰益立遣唐副使職，新授小野朝臣石根、大神朝臣末足並為副使。靈龜八年(778)六月，大使今毛人身病禰重，不堪進途。靈龜九年(779)，持節副使小野朝臣石根、副使大神朝臣末足，正月十三日到長安，後拜覲，四月廿四日辭別，十一月八日，持節副使小野朝臣石根等卅八人、唐使趙寶英等廿五人，同時溺沒。』[14]

日本文獻記載的靈龜八年出發的這次遣唐使團，一路多舛，大使稱病，副使人選也不斷更迭，最後以副使持節入唐， 且持節副使回程時又和唐使一併水厄溺亡。持節副使小野朝臣石根、副使大神朝臣末足在長安前後僅停留百日，其間還多為候旨狀態。這次出使任職的人事多有反復， 籌備不暢，恐根本來不及提前在日擬好要改用如『朝檝寧』、『聰達』這樣的漢名。入華後按循例使用『朝臣石根』、『朝臣末足』 更為便捷宜俗。

前揭這兩個不同中土唐代史料常見的突兀日人漢名，不能排除是五代至宋間王溥編撰《唐會要》時的音訛及漏誤。但無論如何，大使『朝檝寧』、副使『聰達(和聰達)』，很難以日文古讀音來對應『小野朝臣石根』和『大神朝臣末足』。

按 8 世紀的日本人入華漢名記錄習慣『朝檝寧』，倒極有可能是『朝臣檝寧』 的縮簡?至於具體如何對應同時間日本史料裡的人物，還有很細的研究工作需要完成和深入的判究。

从开元五年(717)下道朝臣真备入唐起，到开元廿二年(734)更汉式名『朝臣备』的下道朝臣真备为李训书写完墓志后 归国。再到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被赐姓『吉备朝臣』。数年后天平胜宝三年(751)十一月，加授从四位上吉备朝臣真备为遣唐副使，再次入唐。

下道朝臣真备、朝臣备、吉备朝臣真备， 名字虽不断变化，但时间链条贯穿。一心向学，追求梦想，从留学生走向人生巅峰的正二位右大臣，始终都是那个人。各时空节点的名字各有不同，断不可混淆。

 

本文刊发于《唐代日本國朝臣備書李訓墓誌》深圳望野博物馆编著 第36—41页

如有转引，请核对原文。

 

 

 

参 考 文 献：

[1](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中華書局，2014年，第296、505頁

[2]阿倍朝臣仲麻呂，中國史料記載為朝臣仲滿，入唐後多稱朝衡，也有稱為『晁衡』者。就此可以發現『朝臣』為阿倍之姓的漢式姓使用，有軌跡可循。至於『晁』姓很可能為訛誤，本不是阿倍名姓;音讀後，在古冊版本的歷代轉刻、抄記時同音變化，以至於將錯就錯。但朝臣仲滿、朝臣衡、朝衡的姓名信息同朝臣備並無二致。日本文獻也有將『仲麻呂』記為『仲麿』的，實際為一種日式漢字豎寫形成的合文;此情況漢語書寫中也有。另，『仲麿』在漢音地域方言區域內也可能發『仲滿』音，進而再次訛變。

[3]至於日本史料如《帝王編年紀》等材料裡出現的『下道真吉備』、『吉備真吉備』，這類日式去姓簡稱，不能排除為刊印轉抄誤訛的可能，並不是什麼特異變化。

[4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 卷 5『朝臣』条，中华书局，1994年，第 559 页。

[5]〔日〕國史大系編修會、黑板勝美編輯《日本書紀》卷29《天武紀》天武天皇十三年條，吉川弘文館，1979年，下冊，第372—374頁

[6]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二·敬佛篇第六之二，四庫本， 第十七頁。注『忽有一天』，應為 『忽有一人』。另見《太平廣記》卷九十三·異僧七『宣律師』，中華書局，1961 年，第二冊，第 614頁。注:《太平廣記》所錄和《法苑珠林》 所記個別文字有異。

[7]這種入唐改名的狀況，有清晰文獻記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 見《舊唐書》卷199上《東夷·日本傳》，中華書局，1975 年，第5341頁。此朝臣仲滿就是阿倍朝臣仲麻呂，但其在日本靈龜二年(717)入唐時為留學生。至唐天寶十二載 (753)擬回國時，才有副使銜。

[8]〔日〕國史大系編修會、黑板勝美編輯《續日本紀》卷16《聖武紀八》第五條:置齋宮寮，吉川弘文館，1979年，上冊，第 189頁。

[9]〔日〕國史大系編修會、黑板勝美編輯《續日本紀》卷18《孝謙紀二》第三條:諸王賜姓與傳雀部大臣名;第四條:禁斷殺生 與大佛開眼，上冊，第213頁。

[10]〔日〕真人元開撰、汪向榮校注《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華書局，2000 年，第83、90、92頁。

附注：中華書局刊印稿，作者〔日〕真人元開撰。此資訊極為有趣，同時可以再次由此深入觀察，奈良時代日人氏姓名在日本和唐之間的不同簡變軌跡。《續日本記》第三十八卷載:『庚戌。刑部卿四位下兼因幡守淡海真人三船卒。三船，大友親王之曾孫也。祖葛野王正四位上式部卿，父池邊王從五位上內匠頭。三船，性聰敏，涉覽群書，尤好筆劄。寶字元年，賜姓淡海真人，起家拜式部少丞。』此史料清晰記錄了『淡海真人三船』的全氏姓名。在《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三卷抄錄的《延曆僧錄》中，載淡海居士傳雲:『海居士淡海真人三船，曰元開， 近江天皇之後。錫得天枝，流海源別，賜真人姓。童年厭俗，忻尚玄明。于天平年，伏膺唐道璿大德，為息惡。探閱三藏，披檢九經。真俗兼該，名言兩泯。勝寶年，有敕令還俗，賜姓真人。赴唐學生，因疾制亭。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眷屬，常修梵行。求會真際，故奉太微之圓覺。順時俗，故奉法賓王。』記錄『海居士淡海真人三船，曰元開 ......賜姓真人』。依日本名姓簡化習慣， 為『淡海三船』，此名文本中常見。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有，高山寺古抄本(又稱『古梓堂文庫本』、『大東急紀念文庫本』) 《唐大和上東征傳》複製本(架藏編號『ハ 4 / 2640』)。原本 1993 年被日本文化廳認定為重要文化財，故難睹。在此京都高山寺古抄本《唐大和上東征傳》卷頭題『唐大和上東征傳 真人元開撰』其下鈐『高山寺』 朱印一方。『真人元開』這一名姓記錄方法迥異於日本古代文獻的氏姓名、氏名簡變習慣。完全是唐時中土對日人姓名記錄的習慣。所以京都高山寺古抄本《唐大和上東征傳》 卷頭題『唐大和上東征傳  真人元開撰』這段記錄無論是什麼時候抄的，但其第一原始簽寫人，應為唐人，或者說極其熟悉唐土對日人氏姓名的簡變習慣者。

 

[11]〔日〕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傳研究——朝衡傳考》，東京:育芳社，1941 年，第 167—242頁。

[12]  〔日〕河內春人《遣唐使の改名—— 中國史料に表れゐ日本人名を中心 に》，《東アヅアの古代文化》《特集: 遣唐使墓誌をめぐる日中交流史》，2005年春123號，大和書房，第 84—91 頁。

[13]  (宋)王溥《唐會要》卷99『倭國』條，中華書局，1960年，第1770 頁(所記副使『總達』，應誤)。此條史料在《太平寰宇記》卷 174《東夷三》中也有記載:『大曆十二年 (777)，遣大使朝檝甯、副使和聰達來朝賀。......開成四年(839)，遣使滕原朝韋嗣等來朝貢方物』，中華書局，2007年，第3331 頁。內容一致，但人名各有差異。《唐會要》記副使為『聰達』(四庫本)，《太平寰宇記》記副使為『和聰達』;《唐會要》裡的『薛原朝常嗣』，《太平寰宇記》裡的『滕原朝韋嗣』，兩者資訊拼合，應該就是日本史料《續日本後紀》卷7 所載:『承和五年遣唐大使藤原朝臣常嗣』其人。《唐會要》成書早於《太平寰宇記》，從兩者出現的差異可以判斷應為刊抄音轉之誤。

[14]  〔日〕國史大系編修會、黑板勝美編輯《續日本紀》卷 34《光仁紀》，下冊， 第428、430、433、434、435、 445、447 頁。